宋人南渡，偏居一隅，迎来了宋金对峙的局面。两国间的战争频繁不断，战斗与休战交替进行，这使得两国的边境贸易也时断时续。虽然双方都在尽力阻止重要物资流向敌国，但百姓日常生活的需求依然存在，商人为了追逐利润不惜冒险。于是，尽管宋金政府多次禁止，走私贸易却依然猖獗，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。
此时，南宋的商人发现，“北人尤重南货，价增十倍”。于是，南宋商人纷纷行动起来，利用船只将货物从淮河通过海上运至胶西，开展走私活动。这个过程既需要巧妙的策略，也有不少海商通过“假托风潮”将货物偷偷运往北界。可以说，各种手段层出不穷，令宋金走私贸易达到了空前的高峰。
得益于走私贸易的利润丰厚，海商们赚得盆满钵满。看到海商们的成功，其他商人也纷纷跃跃欲试，不甘心落后。因此，不少南宋商人通过“楚州北神镇”私渡过淮河，将这片区域变成了走私的重镇，整个淮河流域变得热闹非凡，成为宋金走私贸易的重要通道。
展开剩余80%那么，在这些充满走私的贸易中，究竟是哪些商品最为抢手，成为商人们竞相争夺的目标呢？经过调查研究，我们可以将宋金走私市场的热门商品归为七类。
第一类，丝织品。在物资匮乏的古代，丝织品是一种极其珍贵的物资，尤其对金朝百姓来说，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。数据显示，走私贸易期间，丝织品的价值曾高达百万之多。“而帛踊贵”，可见丝织品在当时的市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
第二类，茶盐。茶和盐作为宋金走私市场中的热门商品，同样备受关注。金朝百姓特别偏爱南宋产的茶叶，而南宋百姓则倾向于购买金朝出产的盐。两国之间这种需求的错位，使得茶盐成为了重要的走私商品。“私渡淮河，与北客私相博易”，交易的频繁程度可见一斑。
第三类，贵金属。尽管南宋在金朝压力下南渡，但宋朝依旧拥有可观的金银储备。金朝对这些财富有着强烈的需求，许多南宋商人将这些金银走私至金朝，从中赚取可观的利润。“其最甚者莫若正阳之水寨”，足见这一领域的巨大利益。
第四类，耕牛。耕牛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举足轻重，是农耕生产的核心工具。金朝对耕牛的需求巨大，而南宋恰好具备提供这些耕牛的条件。大量耕牛被走私至金朝，从中牟取丰厚利润。南宋商人纷纷效仿，令这一行业成为走私的又一重要部分。“多有客旅依前私贩”，这是对这一现象的真实写照。
第五类，书籍。看似不经意的书籍，实际上在宋金走私贸易中占据了重要地位。南宋的文化深厚，尤其是文学、历史等领域的书籍，极受金朝文人的青睐。他们希望通过这些书籍深入了解南宋的文化，并借此学习中原的生活方式，这也推动了书籍成为走私的热销商品。
第六类，粮食。由于游牧民族生活的不确定性，粮食资源一直是他们争夺的重点。金朝的粮食价格在长期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不断上涨，而南宋的粮食价格则相对较低。南宋商人利用这一差价，将大量低价粮食走私至金朝。“兴贩前去密州板桥、草桥等处货卖”，这一现象表明粮食已经成为南宋商人热衷走私的商品之一。
第七类，军事物资。金朝军队的强大战斗力离不开先进的武器和军事物资，而这些物资很多来自南宋。南宋政府对军事物资的出口进行严格管控，但由于巨大的需求，南宋商人依然敢于铤而走险，将一批又一批的军事物资走私至金朝。金朝对这些物资的需求，使得走私贸易在这个领域变得愈加猖獗。
从这些商品可以看出，宋金之间的走私贸易涵盖了各个领域，甚至有些商品与两国的军事对抗密切相关。因此，无论是南宋还是金朝，都高度警惕本国领土内的重要物资流失，防止走私贸易影响未来战局。
其中，金朝对南宋茶叶的需求尤为显著。南宋商人通过以茶换丝的方式，使得金朝每年在茶叶上的消费支出“妄费民银三十余万”。为了限制这一贸易，金朝曾对茶叶购买实行严格管控，只有七品以上的官员才有资格饮用茶叶，并且严禁售卖和赠送。然而，尽管金朝禁令重重，百姓对茶叶的需求仍然强烈，边境走私使得这一禁令形同虚设。
而南宋方面，也因盐价昂贵、品质较差，百姓对金朝的盐产生了浓厚兴趣。虽然南宋政府多次下令禁止，但由于市场需求强烈，这些禁令也未能有效遏制走私的蔓延。
面对日益猖獗的走私贸易，南宋决定从四个方面加强管控：其一，通过设立奖励制度鼓励百姓举报走私行为，并根据举报的情况提供高额奖励。其二，在边境地区实行分级管控，严格规定“极边”与“次边”的商品流通，走私者一旦被发现，将面临严重的惩罚。其三，加大对缉私官员的处罚力度，严惩缉私不力或参与走私的官员。其四，实行官民联防制，边境居民成为“民兵”协助执法，但为了防止他们参与走私，政府对这些地区实行连坐制度。
尽管南宋采取了诸多严格措施，宋金之间的走私贸易依然难以根除。这表明，单纯的打压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适当恢复榷场贸易或许是更为有效的解决之道，只有通过合理的引导，才能真正管控住走私的泛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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